学院教育奠定了我人物画创作的基础

中国美术报：刘老师您好，作为新中国以来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物画家，您对新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这次专访，就是想和您谈一谈60多年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一些问题。

刘文西：我认为，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，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突飞猛进，提高得很快，过去历史上描绘普通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画很少，新中国成立后大大改变了这一点。去年，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，中国当代人物画家更明确了自己的任务。现在，人才的数量和人物画创作质量都超过了历史各个时期。当年，中央美术学院建立后，出现很多优秀的人物画家，徐悲鸿把西方的艺术传到中国，为中国画增加了营养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。同一时期，浙江美院（当时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）也培养了很多人物画家，并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“浙派人物画”，对我们影响比较大，像周昌谷的《两个羊羔》、方增先的《粒粒皆辛苦》,以及李震坚的《井冈山的斗争》等很多有分量的作品，都是当时优秀的代表作。

中国美术报：当时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物画家。

刘文西：在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画家，如北京的卢沉、周思聪，广州的杨之光，浙江的方增先、顾生岳、宋忠元、周昌谷、李震坚，等等。特别是这批浙江人物画家，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，我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到了西北，在西安美术学院任教。

中国美术报：您到了西安以后，是如何进行创作和探索的？

刘文西：1958年，西安美院的老院长刘蒙天点名把我给要到了西安。他看到我的素描画得很好，想让我过去教书。我是1957年从浙江美院毕业实习时第一次到的延安。次年到陕西后，生活重点就选定了陕北，从上世纪50年代末，一直到现在近60年，年年带学生到陕北，自己也去陕北画创作，像延安，已经去了很多次了。《毛主席和牧羊人》《祖孙四代》《同欢共乐》《支书和老农》《沟里人》《山姑娘》都是那个阶段的作品。从1958年到“文革”，这个期间我的创作最多，生活也最稳定。

中国美术报：无论什么情况下，哪怕在“文革”十年动乱时期，您也一直在坚持思考绘画，没有放弃绘画。

刘文西：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受到了冲击，被关进牛棚。不让我画画了，只让我到农场放羊，但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来修改和创作。劳动之余，我画了多件以毛主席为题材的作品。那个时候，我全部心思都在修改《毛主席拉家常》《毛主席在大生产中》等画作的素描稿上，长时间琢磨，所以画得越来越完整，就形成了一个素描系列，后来加工成为正式的创作。《毛主席和牧羊人》从1958年起稿，到1962年创作完成，期间花了不少功夫在素描稿上，进行多次加工后，最终完成了素描创作。后来《人民日报》把这幅画发表了3次，这个是很少见的。这也说明，我坚持不懈的创作得到了认可。

刘文西  绥德的汉  纸本设色  2009年

坚持主旋律，也提倡多样化

中国美术报：您在1984年担任了西安美院副院长，以后又任院长。您刚任副院长的时候正是我们所说的“八五新潮”时期，中国绘画界面临着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，那个时候，您坚持以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为指导的创作道路，当时是否也受西方思潮影响，或者改变过去的一些看法和观点？

刘文西：“八五新潮”对我的创作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，但是促动了我对艺术创作的一些思考，比如我意识到艺术创作需要多样化，同时加强了坚持弘扬主旋律这个观念。“八五新潮”的好处是打破了宁静，它在艺术表现上有冲击力，冲破了过于刻板的艺术方法，使大家打开了思路，充分调动了艺术家的积极性，发展了艺术家的个性，这是没错的。“八五新潮”影响了一些青年画家的创作方向，另外也造成艺术创作严谨性的不足，特别对创作方向不太明确的画家来说，影响要显得大一点。邓小平提出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，艺术上也要如此。艺术需要探索，探索可能会成功，也可能会失败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解决好了为什么人，如何为人的问题，我们就不太容易动摇，我们的道路不会因为一个思潮就可以影响。

中国美术报：您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人物画发展的推动功不可没，近30多年来，中国画有了很多变化，美院教育也发生不少改变，关于学院派的讨论也多了起来，对此，您有什么新的认识？

刘文西：我觉得中央美院、中国美院（浙江美院）、西安美院培养了不少新时代的人物画家，我认为要肯定美术学院和学院派，不能过度贬低。学院派的基本功是比较全面的，解决了造型问题，解决了艺术规律的问题。它可能有弊病，在课堂里教学的时间长了些，到人民中间去的时间短了，但是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是有功劳的。我是这样认为的，不要简单否定学院派，杨之光、方增先都是从学院出来的，我自己也是学院里出来的，杨晓阳、崔振宽、王有政、郭全忠、陈光健、杨力舟、王迎春、赵奇等等，都是学院培养出来的。

中国美术报：虽然都是学院出来的，像杨晓阳、王有政、郭全忠等艺术家，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，从传统、从学院中走出来，但是又突破了学院派和传统的束缚。这也是您在西安美院国画教学中所提倡的多样化吧。

刘文西：在美术学院教学和艺术家创作中，我是赞成多样化的，也要去描写主旋律，这两点并不矛盾，是一个怎么掌握分寸的问题。这次我看到杨晓阳创作的《丝绸之路》，非常精彩，也有自己的风格。我也看到他主持的研修班，班上每位学员的风格都不雷同，有自己的面貌。和人一样，面貌是不会雷同的，艺术也不应雷同。不要守住一个风格，大家如果都守住一个风格就会看腻了，要充实自己，不断探索，敢于抛弃老一套。不断地探索才能找到艺术规律，艺术规律不是僵化的。

中国美术报：陕西早年有“长安画派”，现在有您领导的“黄土画派”，实际上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在画派当中，其实也能看到您这样的主张。

刘文西：“长安画派”里都是老先生，偏传统的更多，这是我们的老前辈，也都是在陕西美协工作的老画家。他们在那个年代发挥了作用，冲破了国画的固有面貌，有创造性，像冲击波一样为中国画的发展打开了局面。“黄土画派”以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为主，之所以不称为“长安画派”，是因为参与者多为西安美院的画家群体，常年在陕北和大西北深入生活，所以称为“黄土画派”，两个画派是传承的关系，都建立在传统基础上。关于传统，可以理解为中国民族的传统，也还有世界艺术的传统。难道世界上优秀的东西也不用吗？毛主席提出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，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，洋的东西要为中用，我们的美术学院教育就执行了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的方针。

中国美术报：那么，如何处理好本民族传统和西方优秀传统的关系？

刘文西：要将优秀的世界艺术传统拿过来充实本民族传统。不要小看世界的优秀艺术，它也是传统。我们要一手伸向生活，一手伸向传统，同时，还要一手伸向世界，向世界优秀的艺术学习。我们的书画传统里没有西洋透视学、解剖学，但美院教学中就有。我看到卢浮宫里展出的古典画派作品都是模特一样的人，比较刻板，但它在描绘历史方面有优势。到了19世纪，印象派又冲破了过去保守的古典派，打开了新的局面，这就是世界上的多样化。把好的东西集中到中国画上来，把传统的基础再提高一步，也是很好的。你了解得越多，学的东西越多，越集中，那就越有可能达到高峰。

中国美术报：这是中国人物画创作能够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刘文西：人物画为什么得到了大大的提高？它有多方面因素，累积了传统基础，也累积了方方面面的世界优秀的东西，改革开放以后就更明确了，文化上也要开放，要改革和创新，这是有好处的。我们不要去简单否定这个，否定那个，而要去实践。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，使我们艺术家认识到要以此为中心，提高表现人民的艺术水平，提倡多到生活中去，到人民中去，这个观念跟毛泽东主席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。我们的创作方向就是为人民，创作道路就是要和人民结合。你不跟人民结合就会失去方向。我们大力提倡多画人民的生活，提倡解放思想，使我们的思路打开。

中国美术报：这30年里中国画在面貌上已经非常多元，您认为打开的还不够吗？

刘文西：我指的是艺术方法上还不够，还需要再打开。道路只有一个，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，这个是不能动摇的。但是创作艺术的方法上可以多样化，可以全面地探索。我们这样的老艺术家也需要新的探索。

刘文西  米脂婆姨  纸本设色  2009年

要描绘人的灵魂，须有强大的语言造型能力和真诚的思想

中国美术报：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，社会环境更加开放，新一代的人物画家或者人物专业的美院学生的眼界比之前更开阔，但是也有一个问题，他们对传统的把握不如您这一辈的艺术家。

刘文西：对，较之以往削弱了一点。我觉得年轻人在学习的时候要着重于把握规律，基本功要扎实。比如黄土画派的艺术宗旨是熟悉人，包括深入生活，深入人民，和人民交朋友，这就是熟悉人。还要有严格的语言造型能力。美院出来的大多数学生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提高，现在我们很多年轻画家画劳动人民，表现人民的感情，深入人心来描写人民的灵魂，是有这个能力的。我们这一辈的画家包括方增先、杨之光，就是在熟悉人上下功夫，包括黄胄，他虽然没有经过美院的学习，但是他创作了大量的速写，画了很多新疆的题材。

中国美术报：是的，风格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。

刘文西：必须有艰苦的艺术劳动和艺术探索。艺术劳动重在探索，同时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加强基本功，加强对生活的认识、塑造和刻画能力，这些都需要功夫的。就像杨晓阳在学院里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，在艺术风格上又有独到的创造，就是他认识到要有自己的面貌，我很理解。

中国美术报：就像您说的，杨晓阳的基础打得很深。他早期的那些作品包括《黄河船夫》《丝绸之路》《黄巢进长安》都体现出强大的描绘功力，属于典型的写实主义，但现在的画风完全变了。

刘文西：当年我带他到陕北画了大量的速写，还有王有政、郭全忠。郭全忠也有很强的探索，我开始不太喜欢他的作品，觉得看不习惯，后来一看感觉他还越来越强了，他没有离开个性刻画，虽然有一些变形，但个性没有变，把人民的心态画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比较喜欢他的作品。王有政是扎扎实实的写实，很可爱。郭全忠画的东西比较苦涩，王有政比较欢乐，都不一样，在风格上也拉开了距离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我们都在不断探索和表现人民的生活，我们每年都要去陕北，至少去两次，有时候五六次，每年都要到陕北过年。

中国美术报：在我的印象中，您去了几十次延安吧。

刘文西：来回加起来都一两百次了，去一次，回来一次，路过一次，那段路走来走去，但是还不能满足。时代在发展，人物在变化，很多老朋友，我画过的老农民不在了，我很想念他们。现在的环境变化很大，有很多年轻人，但只要好好画也没有问题，方向只要明确了就有做不完的事。我活到120岁也画不完，也画不够。

中国美术报：是的，这就是您这一辈画家的追求和理想，也是年轻一辈画家所敬仰的。刘老师，我们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，您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？

刘文西：我最近画了一幅一百米的人物画长卷，一百米的长卷全部是我长期生活在陕北的感受，题目是《黄土地的主人》。这幅画今年完成，暂且告一段落，但生活永远画不完。

中国美术报：这张画已经画到什么程度了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创作？

刘文西：一百米已经完成，高是2.1米，我画了12年。我每天画画，没有礼拜天，没有假期。我们真的来不及画了，都83岁了，时间过太快了。回过头看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，70多年过去了。他们有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文艺观，从理论上解决提高文艺高度的问题，回答文艺思想上的问题。文艺家、美术家首先要是思想家。不光要思考艺术，还要思考社会价值、社会规律以及世界发展的规律。你不仅要关心自己的画，还要关心世界的发展，关心中国的发展，中国发展的规律和面貌。人民的思想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在美术方面也要思考很多问题，美术怎么样能对国家起作用。光画给自己或少数人欣赏是不够的。你要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来考虑人民接受什么样的东西。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家，要考虑到能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。

刘文西  红火大年  纸本设色  210cm×1000cm  2009年